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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璟也认为洛阳要比长安好，可他却并不想要把新朝国都定在洛阳，或者说，李璟可以把陪都定在洛阳，但不打算把国都定在洛阳。当然，也绝不会把国都定在长安，李璟心中新朝国都的最佳地点，在河北的燕京。
选燕京而非洛阳，也非长安做国都，既是因为燕京是李璟的龙兴之地，更重要的还是自隋唐开始，不断自西向东转移的政治重心。尤其是对于如今的李璟来说，秦藩是承唐启后，秦藩不单单要继承大唐，而且还将超越大唐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新朝将拥有整个东北的实际控制权。而且，东北不是唐朝的西域，也更不是唐朝的东北。这里既不是一块远悬西域的飞地，也不是一块只有名义上控制权的羁糜区。大东北地区，一块相当于小半个中土的新开拓疆土，将会是新朝腾飞的发动机，这里将是新朝的粮仓，也是稳固新朝，解决北方连患，一劳永逸的关键之地。可以想象，在今后，不单是李璟的时代，就是李璟的后世子孙时代，东北的开发建设，也将是不变的主题。一个开发的东北，对新朝的意义，绝对不会弱于历史上宋朝对于湖广的开发。
正因为李璟现在已经在心中定下，开发东北将是他与他的子孙后世不变的战略国策，因此，把国都建立在河北的燕京，就意义重大。这关系到，整个国策向东北倾斜，以达到坚持这条国策的执行。另一方面，李璟经过十余年打造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，已经十分成熟和繁荣，其利益极大，远超丝绸之路。把国都定于北方沿海地区，既是坚定秦藩一贯的环渤海核心区发展的理念，同时也是对海洋贸易和扩张的坚定支持。再有一条，那就是不论是将来东北的开发，还是平定天下后，对于东南江淮以及湖广地区的开发，沿海岸线，都将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，靠海，江河海洋连贯起来，那么不管是地方输送税赋入京，还是京师向各地辐射控制，都将极大的增强。而这些，不管是洛阳，还是长安，都是不具备的。
东方海岸线，这必然是新朝的重中之重。但李璟不把国都定于河北的魏州大名，也不定于山东的登莱或者青州，或者黄兴的徐州，江南的扬州，而是定于燕京，这也是古代时以北统南的定律原因。不管怎么说，北方，哪怕是眼下诸部族被臣服，但中原的正北面的蒙古高原，和东北更北方的外兴安岭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的那些更野蛮的部族，一样会是必须小心谨慎防范的野蛮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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